神功元年初秋,華胥國天樞城,元首官邸議政院。
時序與萬里之外的神都洛陽同步,亦是秋意漸濃。然而,隔著浩瀚重洋與迥異的地理,此間的秋日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氣質。天樞城坐落于天然良港環抱的半島之上,海風常年吹拂,即便是秋季,空氣中也帶著清潤的咸味與草木芬芳,而非內陸的肅殺干燥。
議政院所在的建筑群依山面海而建,多為堅固的石木結構,線條簡潔而實用,穹頂高闊以利通風采光,巨大的玻璃窗將碧海藍天與城內井然有序的街景框成流動的畫幅。院內沒有香爐龍涎,唯有書籍、海圖、沙盤與各種機械模型散發出的獨特氣息,混合著窗外飄來的淡淡花香與海風。
午后的陽光透過明凈的玻璃,在光潔的木質長桌上投下明亮溫暖的光斑。室內坐著幾人:元首代理人李恪居于主位,一身深青色常服,氣度沉穩;左側是司法首席李賢,穿著代表司法體系的藏青色制服,坐姿端正,面前攤開著筆記;右側是監察總長李弘,同樣身著制服,神色專注;軍事院副首席冷月亦在座,她身姿挺拔,眼神沉靜,負責聽取可能與外事、安全相關的分析。
長桌中央,放著一份剛剛由墨羽最高等級信使跨海送達、譯解完畢的情報匯總。封皮上以朱筆標注著事件核心:“武周酷吏來俊臣覆滅全錄(含西市刑場詳情、武曌朝堂表態及各方反應)”。
李恪首先開口,聲音平和:“諸位,墨羽中原網絡急報。武周那頭持續一年多的‘刀鋒清理’,終于到了最具象征性的一步。來俊臣,死了。”他示意眾人可以翻閱面前的情報抄件。
室內響起輕微的紙張翻動聲。李賢閱讀的速度最快,他的目光迅速掃過那些冷靜客觀卻細節驚人的文字:來俊臣的野心膨脹與自比石勒,衛遂忠的背叛告密,武曌與宰相的御苑對答,西市刑場那場暴雨中的瘋狂復仇,以及最后朝會上武曌與姚崇那番極具政治意味的對話……
良久,李賢第一個放下抄件,抬起眼,那雙經過多年法學熏陶、洞悉人性與制度關聯的眼睛里,閃爍著理性批判的光芒。
“一個典型的、人治體系下權力毒瘤的‘完整生命周期’報告。”他的聲音清晰,帶著司法者特有的審慎與精準,“從被最高權力者因‘有用’(清除異己、鞏固統治)而創造、縱容,到因權力不受制約而無限膨脹、異化,產生獨立的野心甚至反噬意圖,最終因觸及更核心的權力集團利益、同時其存在本身已成為統治負資產而被無情拋棄、徹底毀滅。”
他拿起筆,在面前的筆記本上劃出幾個關鍵詞:“工具性,無制約,異化,反噬,清理。”
“來俊臣本人,是這種病理的集中體現。”李賢繼續道,語氣中帶著一絲深切的警示意味,“他編纂《羅織經》,將國家司法中最核心的偵查、審訊、定罪權力,異化為純粹服務于個人或派系目的、可以按固定‘流程’批量制造罪案的技術手冊。這本質上是將‘公器’徹底‘私用化’、‘工具化’。在武周那種皇權絕對至上、缺乏有效分權制衡的體系中,這種‘工具’一旦被握在足夠聰明又毫無底線的人手中,其破壞力是毀滅性的。它不僅吞噬無辜者,最終也會嘗試吞噬它的制造者和其他權力者——因為它遵循的邏輯是自身權力的無限擴張,而非任何公正或公益。”
李弘接過話頭,他的視角更多從監察與權力制衡出發:“此案于監察意義而言,教訓尤為深刻。來俊臣的官職,御史中丞,本屬風憲耳目,負有監察百官、肅清吏治之責。然而,當其監察權力毫無邊界、且只向最高一人負責時,它便從國家的‘免疫系統’,異化為最致命的‘癌細胞’。它可以憑空制造‘病灶’(罪名),然后以‘治療’(審訊懲處)之名行吞噬之實。華胥監察院設立之初,元首與公孫先生等人便反復強調‘監察者亦需被監察’,我院任何重大調查,必須受司法院程序監督、受元首府及萬民議事院最終審議,便是為了防止出現這種‘絕對監察權’孕育的怪物。”
冷月微微頷首,從實務角度補充:“墨羽情報顯示,來俊臣的覆滅,直接導火索是他試圖羅織皇嗣、廬陵王及武氏諸王。這恰恰印證了李賢首席所言‘反噬’——當‘工具’開始威脅到權力結構本身的支柱時,拋棄便成為必然選擇。即便沒有衛遂忠告密,武曌或武氏集團也遲早會尋機將其鏟除。這種統治模式,依賴的是不斷制造可控的‘工具’與‘敵人’,其內部消耗巨大,且極度脆弱。一旦‘工具’失控或‘敵人’消失(或不夠用),體系就會陷入混亂或需要尋找新的目標。”
李恪靜靜聽著眾人的分析,手指在光潔的桌面上輕輕敲擊,這是他在深思時的習慣動作。待大家告一段落,他才緩緩開口,聲音沉穩而富有總結性:
“諸位所言,皆切中要害。來俊臣事件,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舊文明權力邏輯的絕佳剖面。在這種邏輯下,人,常常被簡化為兩種身份:‘有用的工具’或‘需要清除的障礙’。法律、制度、官職,都圍繞著維護最高權力核心的穩固而運轉,隨時可以被扭曲、被利用。‘工具’的價值,取決于其當下的‘有用性’,一旦‘無用’或‘有害’,便無情廢棄。這造就了周興、索元禮、來俊臣們的興起與覆滅,也造就了無數忠良含冤、朝野恐怖的時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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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站起身,走到那面巨大的、繪制著華胥十州及已知海域的墻壁前,目光深邃。
“我們遠渡重洋,篳路藍縷,建立華胥,所追求的,正是要跳出這種循環。”李恪轉過身,看向在座的同僚,語氣堅定,“我們要建立的,是一個將‘人’本身——其權利、其尊嚴、其發展——置于核心的文明。法律不是工具,而是所有人和權力都必須遵循的普遍規則;官員不是某個人的‘工具’,而是公共服務者,其權力來源于制度授予,并受制度嚴格約束;領袖亦非可以隨意制造、使用、丟棄‘工具’的絕對主宰,而是制度的執行者與守護者,其權力有邊界,任期有期限,決策需受監督。”
他走回桌邊,手指點在那份情報上:“來俊臣的《羅織經》再‘精妙’,也只是服務于恐怖與人治的‘技術’。而我們的《華胥根本法》、諸般律例、監察條例、議事規則,或許繁瑣,或許需要不斷爭論完善,但它們服務的,是公義,是秩序,是長久的安寧與繁榮。我們或許沒有一條‘快刀’能像來俊臣那樣迅速‘解決’問題,但我們有整套制度去預防問題,去公正地解決問題,去避免任何人成為下一個‘工具’或‘障礙’。”
李賢眼中露出贊同與深思的光芒:“代理人所言極是。來俊臣的興亡史,實為一部生動的‘權力工具論’反面教材。它警示我們,任何不受監督的權力,任何僅服務于個人或短暫政治目的‘工具’,無論其初始多么‘有用’,其本質都是易腐壞的,其‘保質期’注定短暫且充滿風險。唯有將權力納入公正、透明、受制衡的制度框架,賦予其服務公益、保障民生的永恒目的,才能獲得長久的‘生命力’,也才能真正避免‘人’被異化。”
李弘道:“應將此案例,連同之前契丹之亂中武氏子弟無能、王孝杰忠勇殉國卻難挽狂瀾等事例,系統整理,編入高級政務學堂、司法學院及監察院內部培訓的必讀案例集。讓我華胥的future執政者、執法者、監察者們,時刻不忘舊世界的教訓,警醒自身,鞏固我們得來不易的制度基石。”
冷月也點頭:“墨羽外事網絡也會持續關注武曌此次清理酷吏后的政策動向。姚崇的諫言被采納,狄仁杰地位穩固,或許意味著武周在巨大內外壓力下,會有一段時間轉向相對務實、緩和的統治策略。這對我們通過‘粟珍閣’等渠道施加良性影響、維系貿易與信息往來,或許是一個窗口期。”
“可。”李恪最終裁定,“此事由李弘總長牽頭,李賢首席協助,會同教學部公孫先生,盡快編撰成冊。重點剖析其制度根源、人性異化過程及最終反噬后果,與我華胥相應制度設計進行對比闡述。此外,”他看向冷月,“知會外事院陸明遠首席與珊瑚首席,加強對武周政局后續研判,尤其是狄仁杰、姚崇等務實派動向,審慎把握交往分寸。”
議政結束,眾人領命而去。李賢回到自己在司法院的辦公室,窗外正對著一片小小的庭院,秋菊初綻,寧靜祥和。他再次翻開筆記本,看著那些關于來俊臣的筆記,沉思片刻,提筆在末尾寫下:
“案鑒:來俊臣之死,非一酷吏之終,實乃舊式人治‘工具邏輯’一次慘烈的自我演示。其興也勃,倚皇權之需;其亡也忽,因皇權之棄。法律淪為技術,人性扭曲成魔,公義讓位于需。華胥立國,當永以此為戒:法治不彰,則人皆為潛在之‘工具’或‘囚徒’;制度不固,則盛世不過下一次‘清理’前之喘息。吾輩執掌司法,當如履薄冰,守護程序正義之堤壩,使任何權力,皆無法泛濫成災。”
筆尖停頓,他望向窗外碧藍如洗的天空與遠方隱約的海平線。萬里之外,神都的暴雨、鮮血、怒吼與那枚沉默的墨玉,都已沉淀為歷史;而在此處,關于文明另一種可能性的思考與實踐,正在陽光下,繼續沉著而堅定地展開。兩個世界,兩種路徑,在歷史的洪流中背向而行,越走越遠,唯有那最初關于“守護”的約定,在時光的沖刷下,顯露出截然不同、乃至針鋒相對的內涵與重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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